《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書評 —— 查看此書介紹
高全喜 2007-1-10 10:18:33
今天參加這個會議心情很是復雜。汪暉是我二十年前的老朋友，在研究生院我們一起生活、學習了多年，有著共同的經歷，建立了很好的友誼，甚至曾經見證著對于我們來說很重要的一段歷史。后來我一病經年，退出了學界。十年后當我重返學界的時候，發現發生了很多的變化，有些變故使我錯愕和感嘆。記得當年在西八間房那幢頹敗的小樓的二層，我住在中間，右邊住的是劉軍寧，左邊住的是汪暉，朝夕相處，大家共同度過了艱難的歲月。沒想到的是，十幾年后，大家竟然成為當前思想界中所謂自由主義、新左派的各色人物，真不知道歷史這個魔鬼為什么如此捉弄我們這一代人？我從來就不贊成思想領域所謂左中右的臉譜式的劃分，思想家們對于社會、政治與人性的看法是多個維度的，充滿張力的，任何簡單的符號定性都是片面的，也是危險的。但是，盡管如此，也必須看到，思想和學術又是講原則的，左派和自由主義的分野確實基于不同的價值立場，在這個原則問題上，我的觀點是明確的。我自己認同自由主義，但是我的自由主義與時下的自由主義是不同的，屬于古典的保守的自由主義。三年前，我在寫完哈耶克的那本書后曾經與汪暉深談過一個下午，我們談哈耶克，談黑格爾，談馬克思，談世界歷史和當前中國的社會問題和思想狀況，我們有很多一致的看法，也有一些重大的分歧。當時，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所說的那部總是寫不完的已經寫了十年的書，這是他的心血之所系，而我則說自己要研究休謨和黑格爾，并繼續轉向政治學和法學。此后，我們再也沒有見過面，這次會議是我們的第二次碰頭。下面我來談汪暉的這部四卷集的著述。我知道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所以當它一出版，我就認真閱讀了一番，說實在的，對我震動很大。汪暉以前的多部書稿我都沒有認真讀過，對于以前的所謂新左派與自由派的爭論，我也沒有認真關注過，一是當時我還在病中，二是后來我看了有關的資料匯編感覺意思不大，論辯雙方的學理深度和對中國問題癥結處的把握，都顯得薄弱和不到位。但是，汪暉的這部書卻不同了，在我看來，它從層次上超出了前一個階段的爭論，進入了一個更為廣闊的問題閾。它把三百年的中國歷史置入一個世界歷史的大背景之下考量，對于政治、社會、觀念和人物等思想“要素”的分析，在問題的深度和廣度方面已非當前中國教條化的自由主義所能把握，也非那些拘泥于西方古典古代的學問家們所能洞悉。所以，我不止一次地對朋友們談起我的觀點，我認為，在當今20年的學術思想領域，汪暉憑著這部書足以勝出。
為什么這樣說呢？我雖然不是這個領域的專門研究家，但是我總有一些感覺，下面我的所談不是對于書中眾多相關知識的考辨，也不是對某些專門學科或相關問題的探討，而是從方法、思想和結構等方面來談。我知道，這種談法很空，很多人會不以為然，確實我沒有專業能力和資格去談，甚至我也看到網上對于汪暉的有關指責也多基于此。不過我仍然認為這是搞錯了問題，汪暉的這部書根本就不是學問之作，而是思想之作。如果從學問方面看，我敢說它的問題多著哪，但是，如果從思想方面看，這部書的價值和意義，乃至缺陷和失誤，就非常值得重視了。實際上，這樣的大書在西方歷史上多得很，相當一批西方的學術經典都經不起當時所謂學問之人的考究。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我認為汪暉的這部書是非常重要的書，并不等于我贊同他的觀點，甚至相反，我對于他的書有一些重大的質疑，下面我會談的。我從一個關注國家建設的自由主義的立場出發，對于他的一系列結論，有著本質上不同的歧見，這些我在近期出版的幾部書和幾篇文章中曾給予過詳盡的闡述。但是，這并不影響我對于這部書的高度評價和他的思想創造力的欽佩。下面，還是回到今天會議的主題上來，對汪暉的這部書我主要從兩個方面來談，一是我贊賞的，認為非常高明的東西；一是我要向他質疑的，不認同的東西。
首先，我要說的是，汪暉的這部書屬于宏大敘事，它勾勒了一個世界歷史的現代圖景，而他所處理的中國現代性問題，不過是這個世界圖景的一個環節，一個生沒沉浮的片段。所謂小小環球，幾個跳蚤。能有這樣的氣魄，這是近些年間中國學術思想界少有的。李澤厚早就指出“學術凸顯、思想淡出”的中國知識界語境，大家忙于經營精致的學問，很少有人敢于和愿意從事大思想的構建和探討，而汪暉的這部書卻針鋒相對，上承宋明理學，下至后國家時代，炮制了一個重大的關于中國現代思想的宏大敘事。讀他的書確實感到有點像讀《戰爭與和平》、《威廉·麥菲斯特》、《浮士德》這類小說的感覺，可以說它是一部思想的小說，或“史詩式的論文寫作”?；蛟S有人不主張這樣的寫法，但是我認為思想著作是完全可以這樣寫的，司馬遷的《史記》、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乃至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等，其實可以不分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都是可以有大歷史的敘事的。關鍵是是否有這樣的能力，能否在紛繁多緒的人和物中抽取出其中的經緯，把握時代的脈動。
克羅齊曾經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讀汪暉的這部書我尤其感受到這一點。對于他所構建的歷史敘事，我們不能從所謂客觀史學的角度去看待。在他眼中，中國宋明以來的歷史其實就是現代史，就是他心目中的世界史的一個分支。他在書中之所構建乃至瓦解這個中國現代史，其目的不過是為了印證他的世界史圖景，或者反過來說也可以，他基于對于當下世界狀況以及中國與這個世界的關系閾的體認，而去重構中國三百年的思想觀念歷史，追蹤它的起源、變遷以及內在的頓挫起伏，直至未來的流變和歸宿。汪暉用洋洋四卷百萬字的篇幅處理的就是這個宏大敘事，其中的“理與物”、“帝國與國家”、“公理與反公理”、“科學話語共同體”等，不過是從不同的維度和層次展現他的問題，論證他的主旨。對于汪暉的這種建構史學，我在大的方面是贊同的。古典古代的作品且不說，就是近代的作品，如維科的《新科學》、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霍布斯的《利維坦》、黑格爾的《世界歷史》等，都屬于宏大的建構性的歷史敘事，他們并沒有因為“主義”之不同而舍棄這個維度。我們說古典的自由主義同樣有著自己的歷史敘事，它們并不是激進主義的專利。我們以前有共產主義的宏大歷史敘事，再往前有以中國王朝政治為中心的歷史敘事，但是近些年的學術思想似乎回避了這個問題，理論家們只是就原理問題或學問專題下功夫，歷史的維度沒有了。汪暉的這部書向我們呈現了這個維度，并且達到了目前這樣一個高度，這無疑對于自由主義是個挑戰。固守原理的教條主義的自由主義看來是無法迎戰的。
第二，我認為汪暉這部書最有價值的東西，是它的結構，即他提出并且闡釋了一個關于王朝帝國和民族國家的二元的敘事邏輯結構。就像甘陽剛才所說的，汪暉在書中，特別是在“導論”中，明確地指出了一個貫穿中國現代思想的充滿張力的二元主題。這個方面的論述對于我的觸動是很大的。記得我當時讀這部書的時候，尤其是在讀完上卷第二部時，曾經掩卷長思。我認為，汪暉抓住了現代中國問題的癥結。中國近二百年乃至上溯到三五百年的歷史，都是貫穿這個對立的主題。前面我所指出的汪暉的宏大敘事，由于以這樣一組二元主題為中心展開，就揭示了中國問題的獨特性、復雜性乃至悲劇性意義。難能可貴的是，汪暉并沒有簡單圖譜式地處理這個張力問題，而是從不同的層面，從外圍到實質，從哲學義理到規則制度，等等，把這個問題的張力和難點展示得非常厚重和觸目驚心。在上述世界歷史的范圍內來把握現代中國整個社會總體的演變，我個人感覺這樣一種深層的邏輯結構是這部書里格外使人震撼的東西，我也是非常認同的。
汪暉在處理王朝帝國和民族國家的二元邏輯問題方面，有他獨特的貢獻，固然這部書大量吸收了西方現代以來的各種有關世界歷史的理論，尤其是左派的各種世界理論，此外，日本京都學派有關中國近世史的論述對他也影響不小。但是，我仍然要說他的貢獻是獨特的和卓越的，因為他在西方人的歐洲中心主義的世界歷史觀（即便是反歐洲中心主義的各種新理論也是對于以歐洲中心為藍本的顛覆）和日本人的中國中心的東亞主義兩種不同的敘述路徑中，找到了某種平衡，或者說開辟了一個中國人的視角。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不是西方人，也不是日本人，而是進入現代的中國人，所謂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說到底是一個中國人的自我意識。汪暉的這部書盡管援引了上述各種理論資源，在我看來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底子，那就是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以及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只不過黑格爾的城邦國家和民族國家的辯證法與馬克思的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辯證法被他置換為王朝帝國與民族國家的辯證法。在他看來，這是中國現代性的核心問題。
此外，汪暉這部書的另外一個突出的貢獻，在于它在一些局部問題和個案研究方面，表現的非常精彩。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不可能舉出很多例子，但是，初步的感覺是由于上述的大框架，使得他的很多具體環節的論述很大氣，切入點也很銳利和開闊，與一些專門的學問家的論述路徑完全不一樣。盡管從專業知識的角度可以挑出無數的毛病，但這部書是思想之作，學問是跟著思想走的。例如，他在上卷第二部第五章和第六章的論述，附錄一中關于“民族形式”和“方言土語”的論述，等等。這樣的例子很多，不同的學科都可以從他的這部書中發現一些富有啟發性的和挑戰性的思想。
總之，前面從大的方面我把自己這個門外漢有關這部書的幾點肯定性的意見或感覺初步談了出來，盡管很空泛，但這是真確的想法。不過，我剛才已經說了，我這次參加這個會議，主要的不是談上面的觀點，而是來提出我對于這部書的質疑的，由于我們是老朋友了，所以我會談的尖銳一些。我不諱言自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而且是一個保守的對于宏大敘事持接納態度的自由主義者，是一個維護中國國家利益的自由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我與汪暉的觀點有著原則性分歧，但也與中國時下那些教條主義的自由主義有著重大的分歧。落實到汪暉的這部書，我大致要在兩個方面提出我的質疑或提出我的不同的看法。當然這些都是大的宏觀性的問題，具體的一些局部知識問題和由此引發的思想觀點的異同，不在我的言說范圍，我缺乏相關的知識，但是，我認為那些并沒有影響到我們不能在一些原則和方法問題上展開論爭。
首先，我要質疑的是這部書的政治哲學的立場，或者說汪暉的歷史觀的價值取向。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可以通過修辭學能夠回避的問題，而是一個原則性的根本問題。因為，這部書處理的不是一個純客觀的自然科學問題，也不是一個局部社會學或觀念史的考證問題，而是一個人類政治體的歷史演變以及正當性問題。所謂思想的興起與嬗變是伴隨著這個政治文明體的現實進程而互動的，對此，作為一個思想家應該有一個政治的立場或原則，即政治是什么？應當是什么？政治歷史的尺度是什么？應當是什么？現代中國政治在融入世界政治歷史或者說（歐美民族國家為主的）世界秩序時所面對的撞擊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關鍵點是什么？其內在的蘊涵是什么？等等，等等。但是，我覺得這部書的最大的問題在于，讀罷全書，這樣一個宏大的歷史二元結構的敘事，我總是找不到，或者說難以發現汪暉的政治哲學的立場到底是什么，讓人感覺他是一個第三者，一個宏大敘事的敘述者，或者說言說者。他把自己的立場隱藏在敘述之中，或者說放在一個局外的、有距離的審視之中。前面我談到了汪暉的貢獻在于找到了一個中國人的視角，但可惜的是，這個中國人是一個空心人，他沒有心肝，在歐洲主義和亞洲主義的雙重力量的碰撞之下的現代中國人究竟要做什么，應該做什么這些與中國生死攸關的問題上，汪暉采取了回避的態度，或者說他隱藏了自己的立場。我在自己的有關黑格爾的書中一再指出，《精神現象學》的歷史過程的辯證法是左派激進主義的害人的東西，它把一切都銷鑠在敘述的過程之中了，一切二元對立的東西都是道具，最終是所謂的“世界精神”，而馬克思則是共產主義，但汪暉這部書并不認同“世界精神”或者“共產主義”，其結果是把現代中國消解到一個后歷史的虛無之中去了。
這是一種后現代主義的宏大歷史（世界史與現代中國史疊合在一起的）敘事，從這個角度說汪暉沒有政治哲學的立場是不確切的，他有立場和原則，但那是后現代主義的立場與原則。當然，汪暉的這部書比那些淺薄的文學乃至文化后現代主義要真誠、高明、精巧和厚重，他為我們編織了一個龐大、豐滿、富有歷史內容的現代中國思想的敘事。但令我慨嘆的是，他的工作做的越好，這部書處理的問題越是深刻，展示的張力越是到位，敘述的越是全面，所給予我們的迷惑就越大，虛無主義的陷阱就越大。在這個政治哲學的立場和原則問題上，我與汪暉是對立的，我認為他的問題太超前了，對于現代中國人來說太奢侈了，歷史主義過頭了。我更欣賞休謨的《英國史》和黑格爾《法哲學》的政治立場，因為休謨的歷史敘事是以英國人的利益、價值、傳統道義和習俗慣例等為根本性尺度的，他的歷史是為民族國家服務的，而不是相反；而黑格爾的法哲學之與現象學的實質區別在于，他提出了一個有關國家制度、正義和思想的一般普世原則，它們是拒斥絕對歷史（虛無）主義的。在我看來，現代中國問題的實質，它的政治制度、經濟形態和思想觀念的興起與演變，其中的王朝帝國與民族國家的二元主題以及內在的張力和對立，不能用解構主義的后現代哲學來處理，只能用建設性的方法來實踐，即建立一個自由、共和與民主的現代憲政國家才是根本的出路。當然，這個基本的政體形態由于系于中國傳統的載體，所以要把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結合起來，把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原理與王朝帝國的經驗和技藝結合在一起，但其底色是自由主義的。
這是我對于中國現代思想的政治哲學立場。如果貫穿這個立場，我想所看到的現代中國思想史與汪暉的這部書會有較大出入。也許汪暉會輕易地反駁說，你那個所謂的自由主義的哲學立場和歷史觀，不過只存在了500年而已，而且是西方的舶來品，至于把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結合起來，則是不可能的，在中國現代歷史中從來沒有成功過。難道中國的現代化之路非要重復西方500年來的老路嗎？上述問題確實是嚴峻的挑戰。我沒有辦法用歷史的事實來回答。但是，這是一種哲學立場。我會反問汪暉，自由主義的內容而非詞匯是西方人的專利嗎？你的解構主義的有關現代中國的敘事只是敘述和描繪，同樣沒有提供建設性的方案。高調的批判是容易的，但歷史在不同時期呈現的問題，特別是當今呈現的問題是實實在在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跨越民族國家的歷史階段，回避建設（融合了中國之天下主義的政治與文化的歷史傳統的）自由憲政國家的任務，中國的路在哪里呢？各種各樣的左派乃至右派的后國家理論對于我們當前都是有毒刺的玫瑰。
第二，汪暉這部書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其貫穿全書結構上的不平衡，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書中兩個重要的部分，即開篇的“導論”與收尾的“總論”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和諧和不一致，乃至構成了內在的沖突。剛才楊念群和甘陽也分別談到了這個問題，楊念群指出書中很多地方很精彩，但是也有一些斷裂的地方。甘陽認為汪暉的“導論”部分是后面加寫的，書的實際寫作過程是處于“總論”的主導之下。全書確實是有兩條主線，一條是“導論”的王朝帝國與民族國家二元沖突的主線，一條是“總論”的解構公理世界觀的主線，在我看來，這兩條線索的對立，它們之間的不一致或不協調并不是技術性或專業性的，而是一個有關方法論的問題，也就是說在這部書中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方法?！皩д摗笔且环N政治史學的方法論，而“總論”則是一種知識社會學的方法論。書中之所以會出現很多斷裂的地方，出現混亂的論述，主要是由于兩種方法論的不一致造成的。我同意甘陽的看法，我們都認為“導論”部分寫得精彩，由“導論”貫穿的地方處理得非常富有內容，當然，我并不同意汪暉“導論”思想的政治立場，它們是左派的觀點，這我上面已經說的，這也是我與甘陽的不同（他幾乎完全嘆服汪暉“導論”的思想主旨），但這并不影響我認為汪暉抓住了現代中國的核心問題，政治史學的方法是處理上述問題的一個有效的工具。
而“總論”的知識社會學的方法論在我看來是成問題的，當然我并不是說這個方法不好，而是說對于這部書所要處理的有關數百年中國現代思想的興起這個政治思想的重大主題來說，知識社會學的方法論是不可取的，甚至是危險的，它遮蔽了問題的實質或真相。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這部書處理的問題是一個政治學乃至政治哲學的問題，它盡管是一種觀念史的研究，但畢竟不是對于諸多觀念的知識考據，而是把握觀念背后的動因，或者基于在現代中國歷史的動因支配之下的諸多觀念的興衰，關鍵在于揭示觀念的生發機制。知識社會學恰恰回避這個機制問題和動因問題，而是屬于一種觀念之社會現象的考察，立足于知識本身的自主性。從這個方面看，一方面我們會感到這部書的內容宏大廣博，另一方面又會感到它是一種平面的無味的擴張，這種東西看上去洋洋灑灑，但實際上都是知識學上的一些珍珠顆粒，多一些少一些又有什么關系呢？按照知識社會學的方法，還可以再增添幾章內容也沒有關系，反正只要是在知識觀念的社會勾聯性方面掛得上的東西都可以寫進去。但是如果按照政治史學的方法論，則情況就不會如此，基于政治社會之機制上的觀念譜系，它們是有一個層階的劃分標準的，而知識社會學無法給出這個標準，只有政治學才能給出這個標準。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我這里所說的政治學指的是古典政治學，實際上就是政治法學和政治經濟學。談到這里實際上又回到了前面我與汪暉的分歧，我認為這部書最有價值的地方是它的“導論”以及由“導論”的政治史學方法所貫穿的東西。不過在我看來，這個政治史學是由政治法學和政治經濟學兩個重要的部分構成的，它們是處理有關王朝帝國和民族國家二元主題的關鍵工具。但是，在這部書中汪暉并沒有在上述兩個方面展開，而是被大量的知識社會學的分析研究所置換了。這一方面是由于他選取的材料和研究對象所致，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他的知識結構所致，在這部書中他沒有向我們顯示出駕馭這個問題的能力。這一點我在近來閱讀《劍橋歐洲經濟史》和《法國文明史》時感覺尤深。當然你可以說汪暉談的是觀念史，不是社會史、政治史或經濟史，但觀念固然有自己的運行軌跡，可是我強調的是觀念生發的制度動因，是現代中國這個社會政治體、經濟體在歷史的制度變遷中對于觀念的決定性意義。汪暉的觀點很多是來自知識社會學的，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敗筆，他的左派的消解主義與這個方法論不無關系。我之所以不贊同汪暉的結論，是由于我對于現代中國面臨的實質問題的理解與他的理解不同，政治法學處理的是有關政治國家的憲法制度問題，政治經濟學處理的是政治國家之市民社會的財富產生問題。在西方社會，幾個主要國家在500年間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這個過程，盡管法國、德國等大陸國家經歷了非常曲折的嬗變，但畢竟走過來了，它們各自建立了自由民主的憲政制度，實現了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結合。至于當前歐洲和北美思想界中所出現的對于民族國家的反叛，只是一些觀念上的新思潮，并非主流（盡管在學院勢力很大），后現代主義并沒有顛覆現行的國家制度和國際秩序。
當然，我也注意到剛才甘陽所說的有關英國歷史上的幾種帝國形態，其實不止英國，還有法國的拿破侖帝國，德國的普魯士帝國，乃至當今美國的新帝國，在500年來的世界現代史中，曾經出現了多個帝國形態。但是，問題在于我們并不能因為這些西方帝國或新老殖民主義，就斷然否定了民族國家的“國家理由”，確實西方的民族國家與帝國主義是疊合在一起的，但我們并不能因為其對外的帝國主義而否定其內部政治制度上的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應該看到，上述帝國在自身的制度形態上是法治主義的、市場經濟秩序的和民主憲政的，而這些則是屬于民族國家之自由本性的實質所在。至于如何解決內部政治的自由主義與國際政治的帝國主義，那是西方理論家們的事情，而且像康德這樣的思想家已經給出了卓越的應對，當前的歐盟也正在實踐方面探索。而對于我們中國來說，實際上問題是很清楚的，我們不能因為西方各個民族國家的帝國主義和我們自己的王朝帝國政治的傳統，就把現代民族國家的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法律等方面的制度建設這個根本問題掩蓋起來了?，F代中國的本質在我看來，是建設一個自由憲政的民族國家，在這個最根本的主線之下的兩條副線才是反對西方的各種各樣的帝國主義和繼承傳統上的各種各樣的中華帝國遺產。這也是我和汪暉這部書關于中國現代政治史學上的根本分歧。
我認為汪暉因為沒有抓住建設自由、共和、民主和憲政的現代民族國家這個中國問題的惟一根本性的東西，所以不但忽視了與此相關的三百年尤其是一百五十年間的大量富有意義的思想、觀念和學說上的內容，而且陷入了（國家）主體缺位的窘境。在他心目中也許大清帝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乃至未來的自由憲政的共和國，都屬于民族國家譜系的短暫的云煙，它們最終都是要消失的，西方的各大民族國家最長不是才有不到500年的歷史嗎？但是，我要問的是，我們不是當今的西方人，我們是否有自己基于當今時代的歷史任務？如果說沒有，那么現代中國的一切問題都無從談起，就像聯邦黨人漢密爾頓所指出的，我們注定要靠機遇和強力來決定現代中國的政制。如果說有，它是什么？是延續以前的王朝帝國的政制？是對抗當今世界的新帝國主義或霸權主義？問題是我們拿什么去繼承，去對抗？我認為繼承傳統典章和反對西方霸權兩個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意義十分重大的，但關鍵是首先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的政治主體，即我們現代中國“是否真正能夠通過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來建立一個良好的政體？”這個政體就是自由、共和、民主的憲政國家。遺憾的是，我在汪暉的這部大書里，即便從觀念思想史的層面上，也還是沒有明確地讀出這個蘊涵。
就簡單說這么多。在座的諸位大多是汪暉的同道，知我罪我，上述陋見還請指教。
（本文系作者2005年5月14日參加清華大學文學院召開的“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學術研討會”的發言稿，并發表于《開放時代》2006年第一期）
法學時評網，20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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