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警察百年》書評 —— 查看此書介紹
馬振川 2007-1-1 11:31:19
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我一直在考慮警察職業的繼承與發展、突破與創新的問題。從宏觀上說, 這個問題關系到北京公安隊伍能否與時俱進，更好履行職責，圓滿完成保衛首都的重任而立于不敗之地。從微觀上說，是在綜合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提煉新思想，探索新體系，根據現實需要，創造出實用、充實、科學、先進的警務方式。
警察從古代走來，警政是一個歷史性的系統大工程，是古代、近代、現代根據變化了的環境和條件，不斷調整和補充的一個有機發展過程，那么，警政的繼承與發展、突破與創新實際上也是古今貫通、言之有據、言之有物的問題，《北京警察百年》通篇體現的就是這樣一個主題。
繼承與創新就是與時俱進，而與時俱進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最基本的理論品格。長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事物的發展、歷史的進步就是這樣，新的、后來的東西總是要不斷代替舊的、已有的東西。這就昭示人們，必須正確處理繼承與創新的關系，既要善于繼承，又要敢于創新。繼承是創新的基礎，創新是繼承的目的，二者相互依存，共同作用。
作為個性化的社會角色和一種古老、特定的社會職業，警察不僅有自己悠久的歷史，也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內涵。文化伴著人類出現，警察隨著國家誕生。所以，警察是社會一個特定的文化群體，這個群體在履行特殊使命的同時，也創造著行業文化，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價值取向、精神內核、行為規范和管理模式。
近代警察制度起源于十八世紀的西方，傳入中國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了。中國警察制度經歷了三個歷史發展階段。即古代警察、近代警察和現代警察。
古代警察是指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執行警察職能的機構和官吏。遼、金、元時期，皆于京師設立警巡院，以防衛都城，緝捕盜賊。明代設“五城兵馬司”(全稱為中、東、西、南、北城兵馬指揮使)，置指揮、副指揮，掌坊巷有關治安之事。
近代警察是指國家建立警察行政制度以來的警察機構及其人員。中國近代警察制度的建立是帝國主義入侵的產物。1905年，清政府在京師建立了巡警部，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專職警察機構。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南京臨時政府把巡警改為警察。
現代警察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達國家用高科技裝備武裝起來的專職警察機構及人員。社會發展至此，各國政治向民主化發展，經濟得到騰飛，新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犯罪情況日益嚴重。隨著國家之間交往越來越多，國際人口流動量越來越大，犯罪活動帶有國際化、集團化、科技化的特點，加上國際政治斗爭的加劇，恐怖活動呈上升趨勢，現代警察需要用高科技來裝備才能快速反應，提高抗暴能力，對付日益復雜尖銳的犯罪活動。
中國警察經歷的這三個歷史階段之間，都有一個遺傳與變異的過程，都在隨時隨地地按照它固有的規律發展變化。這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就是繼承和創新的過程。如果否定繼承，創新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今天，我們搞革新，圖變化，如果不承認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利用了前人的成果，勢必就割斷了歷史，陷入了唯心主義。
當然，繼承并不是一概地接收吸納。我們講善于繼承，就是既要繼承前人，保持事物中適合情況變化的特質，又不墨守成規；既借鑒，又不照抄照搬；既揚棄舊義，又創立新知。比如歷史上警政的君主專制和舊警作風等等是一定要摒棄的。君主專制在中國源遠流長，從歷史文化角度看，它的特點集中表現為集權制，國家權力為君主所私有，由君主總攬國家立法、司法、行政、軍事等大權，對臣下和民眾享有生殺予奪的權利；伴隨著這種專制體制，必然是以言代法、權大于法，君主口含天憲，言出即法。中國警察從古代走來，中國歷史重“人治”,輕“法治”有悠久和豐厚的土壤，因而，在現代過程中，由“人治”轉向“法治”，實施依法治國方略，依然是一項艱巨的任務。解放初期，北京市公安局曾數次搞過剔除封建意識、反舊警作風運動，但是，反特權思想等歷史遺留的糟粕，依然是現在一項艱巨而長期的任務。
創新一般是以傳統的精髓作為基礎的，傳統警政中許多都是需要繼承的，比如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夢縣睡虎地發掘的《封診式》中的法醫學的理論和實踐依然為當今使用著，歷史上傳統的警務方式，比如巡邏盤查、審訊調查、社區警務、偵查勘驗、屬地控制等，一直被后人增加科技成分改良后延續著，還有“專門工作和群眾路線相結合”的公安工作方針，一直是當今行之有效的方法?，F在國內各大城市都在打造適合自己的警務模式，包括北京2000年建立的社會面巡邏防控警務模式，上海2002年建立的公安“網格化”巡邏機制，都不是橫空出世，都是有歷史參照和借鑒的。所以，學習歷史就成為了公安工作創新的必須。
毛澤東就非常重視學習歷史，他也曾多次號召“學點歷史”。任何一門學科都有自身的歷史，任何一門學科都可以按照時間發展的順序去編撰?！侗本┚彀倌辍氛前凑諘r間發展的順序去編撰警察史的。中國的警察學術研究工作似乎有些滯后，供公安人員學習研究的專著也極少，我過去僅見過《中國近代警察制度》等純學術書籍，是國內的學究們寫的，《北京警察百年》是我見到過的最系統、最完善、最通俗，也最熟悉的作品，并且，還是我們自己的民警鉆研出來的，這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也是一件值得大加鼓勵的事，這不僅是作者本人對北京公安事業和警察文化的重大貢獻，也是我局對中國公安事業的一個貢獻。
對于《北京警察百年》中古代和近代警察史部分，我研究不夠，但對其中北京人民公安事業的成長壯大部分，由于親身經歷過，所以感受頗深。北京人民公安事業雖然只有半個世紀的歷程，但其翻天覆地的變化和突飛猛進的發展卻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建國后，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對公安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決策。其中幾次大的改革有：1983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執行內衛任務的部隊與公安機關原有的兵役制警察合并，組建了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同年成立了國家安全部，原公安部主管的反間諜工作劃歸國家安全部，公安機關的監獄、勞教管理工作整建制移交司法部門。1986年，原交通部門掌管的公路交通管理移交公安機關，城鄉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統一由公安機關掌管。199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警銜條例》，公安機關開始實行警銜制。199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明確規定了公安機關人民警察的任務、職權、義務和紀律、組織管理、警務保障、執法監督、法律責任。這是確立和完善我國人民警察制度的基本法律。在此期間，公安機關遵照《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公安工作的決定》，本著積極、慎重、科學的原則，有計劃的改革公安管理體制，取得了重大成果。與全國大多數大中城市一樣，北京建立了民警巡邏體制，加速了城市公安機關指揮中心的建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安機關在動態環境下控制社會治安的能力。為了更好地服從、服務于經濟建設，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北京公安機關在戶政、邊防、出入境管理、消防、道路交通管理等方面，也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無論形式上怎么改，有些東西是恒久不變的，這就是警察的性質。國家意志是國家的“靈魂”，警察的職能就是體現國家意志。不管在什么歷史階段、在什么國度，不管在哪一個地區，屬于哪一個民族，社會文化的差異有多大，也不管在稱謂上有什么不同，作為國家機器的警察，都具有一個共同的本質，即：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治安秩序。警察體現國家意志的特性，要求警察必須絕對忠誠地捍衛并執行國家的政策和法律，成為國家進行階級統治的最有力的工具。
一句話，就是要遵循公安事業發展的自身規律，正確處理繼承和發展、積累和創新、當前效益和長遠效益等方面的關系。公安事業建設貴在穩定，重在積累，在穩定中發展，在積累中創新。我們黨的八十年歷史，就是善于繼承和勇于創新的歷史。
繼承也好，創新也罷，目的只有一個，更好地履行我們的職能。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走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歷程，數不勝數的嶄新成就和大量的統計數字足以顯示共和國首都歷史的光榮和驕傲。在這些光榮和驕傲的背后，有北京人民警察的忠誠奉獻。
歷史，是為現在和未來鋪的一條路。作為一名首都人民警察，我們應該了解歷史，認清歷史給予我們的位置，在自己的位置上盡力執法，陶冶社會環境，為人民公安事業的興衰續絕作薪傳之火。
學習歷史不是為了單純地記憶歷史，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前人的做法有許多值得我們后人借鑒、學習或引以為戒。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以利更好地把握未來。首都公安事業任重而道遠，人民公安前輩披荊斬棘，嘔心瀝血，給我們留下了一份基業和一副重擔，我們應該有能力和肝膽，撐起北京社會治安的一片藍天，承擔起為首都祛除災難隱患的重大責任，才無愧于昨天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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